纵观台湾这七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不管世道怎么演变,政治怎么发展,政权如何轮替,经济如何起落,社会如何递嬗,人心如何不古,这七十年来,从头至尾,始终如一,「团」如其名,不改初衷,牺牲奉献,不计褒贬毁誉,只有誉而无毁,坚持救国的理念、精神而化为具体行动的,只有救国团。
救国团七十年来,对外遵循正道,散播正能量,扮演社会的服务网与安全网,引导社会人心向善向上,对内实施绝无仅有的良善治理,团务干部人人以发自内心的喜悦与爱心,关怀青年,照顾弱势,推行公益,罕有弊端与丑闻,绝少惊动社会,破坏团结,打扰台湾,自成一个善循环的良善系统,默默的陪着台湾走过震盪、安定到富裕的年代。
本人厕身商界数十年,参加过无数的民间社团,接触过各种政治团体,与各种颜色的政治人物交陪互动,看过太多的斗争倾轧与胜败,扪心自问,凭良心说,在台湾真正展现救国的理念、精神与行动而不求回报的,只有救国团。试问,您能举出第二个例子吗?
近几年,产官学大力推广企业社会责任的「ESG社会企业」,主要在强调ESG三个面项,也就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与治理(governance),这不正就是救国团七十年来的自我定位与企业文化?
救国团成功的打造了「成功不在于你赢过多少人,而是你帮过多少人;真正领袖不是拥有最多的追随者,而是协助最多人成为领袖;功德不在于你超越多少人,而是你协助多少人超越自己。」的企业文化(文字摘自《学习电子报》网站【励志小品】),更剑及履及,将团务精神与团务工作普极化,推己及人,兼善台湾,这不是救国,甚么才是救国?
然而,今天,这样一个以救国为职志的公益与服务性社团,竟然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面临被清算斗争甚至灭门、灭团的处境。台湾容不下救国团吗?不是,台湾的社会容得下,甚至欢迎救国团的永续经营,然而,台湾丑陋的政治竟然昏庸腐败到要斩断这个可贵的永续经营,必欲赶尽杀绝而后快。
这到底是救国团的问题?还是政府假借转型正义与不当党产之名而行掠夺财产之实的问题?
且让我们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来辩证。
一、先说过去
先说光荣的过去,在政治上反攻大陆的年代,救国团的名称是「反共救国团」,那时候,反共就是救国,在那个「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的年代,也唯有反共才是真正的救国,救国团凝聚年轻人的团结,而成为保台的先锋。在社会情境上,当时极度缺乏育乐与娱乐活动,救国团整合国家资源,在寒暑假举办各种营队,提供当时青年学生与社会青年正当的课外活动。那个年代的人物,谁没有跟救国团扯上一点关系?即使今天檯面上的民进党政治人物,救国团都曾经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抹彩虹。救国团是上一个世代的共同回忆,而且,是美好的共同回忆。
后来,两岸关系和缓,政治上不再反共,台湾经济发展,人际关系开始疏离,心理问题浮上檯面,救国团走在社会问题的前面,率先在台湾成立系统性的心理辅导中心──张老师。
随着台湾社会因着经济高度发展的转型,救国团同步转型,因应终生学习以及才艺补习的需求,开办适合各年龄层的养成教育辅导班,成立运动中心,作为国民健康的运动场所,提供M型社会低端人口充实自我的沃土。
同时,因为政治解严,一切回归民主法治,救国团从一开始的「反共救国团」,转型为公益性社团,一方面摘掉「反共」两字,一方面也补强名下财产的合法性,该买的买,该赔的赔,该弃的弃,该合作的谈好合作条件,力求以合法途径保证财产的清白。也配合法令规定,把各地的「补习班」业务,重新申请立案,取得合法经营的资格。
简言之,救国团七十年来,以「我们为青年服务,青年为国家服务」的精神,规划办理基层文化服务队、山地社会服务队、偏乡医疗卫生服务队、工程服务队、暑期工读服务、青年期刊文艺创作、「张老师」心理卫生推广、社区公益与急难救助、终身学习等多元服务工作,关怀青年,安定社会。
然而,因为救国团早期配合国家政策的救国任务,被当今的政治势力认定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从而要没收救国团的不动产与现金资产。
要验明救国团的正身,不是一件复杂与困难的事,救国团是民国41年由行政院命令而成立,并指派蒋经国先生为首任的主任,隶属于国防部,是政府的正式组织之一,有编列人员配置及法定预算。内政部早已认定救国团不是国民党附随组织;最高法院、内政部、党产会均认定:民国78年以前救国团是政府的行政机构,既是政府的行政机构,就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无庸置疑。
既然验明救国团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这个前提确立之后,就更无「不当党产」的衍生性问题。行政院、教育部、内政部等均以公函证明:救国团财产是合法正当取得,且各地的活动中心是政府要救国团盖的。兴建活动中心,教育部虽有补助,但救国团投入更多的配合资金,其后又与各县市政府签订租约,并缴交超过行政院规定的租金,何来有不当之财产可言?
至于,被诬指救国团抢占山林毓秀风景绝佳之地为山庄式活动中心,须知当年国民旅游尚未形成风气,这些地段都属蛮荒未闢,人迹罕至甚至鸟不生蛋的地方,救国团以披荆斩棘的垦荒精神,歷经多年的苦守经营,始有今日处处开花的成果,提供国民旅游的廉价基地。
二、再说现在
再说现在,如果瞭解了救国团的过去,就无今日无中生有莫须有的种种指控。然而,当今的民进党政府,挟其行政、立法、司法、媒体与网军资源,假借转型正义之名,行清算斗争之实,运用「以今非古」的手法清算前朝,加上时空错置,指鹿为马,白布硬要染黑,其目的就在于搜刮可观的财产转为民进党所用或利益输送偏绿财团,打造其政商一体的共生结构。
在这个法制与法律的攻防过程中,救国团以最大的诚意以及最坚强的事实基础,与党产会协商,共谋解决这个歷史共业但不要伤及无辜的问题,双方就各自立场寻求和解共生,先后进行八次坦诚与具建设性的协商,已达成大部分的共识,本团亦认为可以创造双赢的局面。孰知党产会一夕之间大翻盘,全面推翻前面的协商,在没有告知本团的情况下,于七月廿六日突然召开记者会,单方面做出没收救国团财产的行政处分。
其中枝枝节节、大大小小的决策背景不用细诉,造成党产会大转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民进党主其事者,懔于时间压力,推翻前议来个决策大转弯,也就是说,民进党担心这起公案,如果党产会不能尽快结案,任其拖下去,等到结案之后还要歷经法院漫长的攻防,就算一切正如民进党的如意算盘,完成资产转移,救国团现有全台各地的活动中心与团部现址,政府不可能接手营运,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廉价外包给偏绿财团经营或低价出售图利。这个一整套鲸吞蚕食的计画必须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完成,以造成无法逆转翻案的既成事实。如果无法于2024前完成所有既成事实的作业,万一政党轮替,而让新的执政者有翻盘的空间,所有问题又回到原点,那么民进党就是白忙一场。
如果,民进党政府在法理上站得住脚,没有任何私心,就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走到哪里算哪里,即使政党轮替,就让轮替后的执政团队接手后面的「充公」程序,民进党何惧之有?又何来一刻都不能等的时间压力?
这是救国团资产被民进党政府偷天换日的黑心计画,也是一面残酷的照妖镜,把所谓转型正义的真面目照得一清二楚。
党产会要强徵救国团六十一笔不动产以及十六亿元现金,并剋期卅天完成转移,这种激烈与激进没收全部财产的做法,只有发生在极端极权的国家,号称民主国家的台湾,怎么会有这种荒腔走板的「行政处分」?针对党产会的处分书,救国团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声请停止强制执行,本案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北高行于九月十七日裁定:于本诉讼确定前,停止执行六十一笔不动产,但十六点三亿元动产部分,驳回救国团声请,可以执行。
同样性质的主体事件,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可以一分为二,这个可以,那个不行,本身就矛盾的自打嘴巴,北高行审酌本案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护卫司法的权威与程序正义,「于本诉讼确定前,全部停止执行」。
然而,北高行并未从无罪推论与财产权至上的法治精神思考,反而从护卫政府的立场认为,如果现在同意执行六十一笔不动产充公,将来若党产会官司败诉,政府赔不起;反之,现在查扣十六点三亿元,即使将来官司败诉,政府已经先收到这笔钱,赔得起,所以,一准一驳,这是甚么法匠观点?以政府成本考量取代是非对错!
北高行甚至认为,救国团所主张党产会处分十六点三亿元动产将危及员工生计,「不是救国团自身权利受损,而只是员工生计受损」,故驳回救国团声请,这又是甚么神逻辑?
本人于四年前的107年8月16日接任救国团台北市团委会主任委员,当时救国团已经处于暴风圈内的风雨飘摇之际,多少朋友劝我不要跳这个火坑,但是,我义无反顾的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原因无他,就是基于救国与救救国团。
这四年来,在救国团总团部主任葛永光的卓越领导下,风雨如晦,却鸡鸣不已,这四年来救国团总团部与台北市团委会的努力与表现,毋庸赘述,仅举一例说明。
民国109年,新冠肺炎疫情日趋紧张,三月初,凡自国外返台入境者都须居家检疫14天,卫福部所拟的「地方政府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关怀服务计画」正式上路。臺北市人口密集,可作为类似「邻避设施」的防疫检疫所地点难寻,台北市政府希望徵用剑潭海外青年活动中心做为台湾首座安心检疫所。因为剑潭中心量体够大,可提供超过200间的居家检疫房间,又有现成的职工,而且四周无民宅、社区,可以作天然的隔离空间,是最适当的首选。
当时,团里内部基于员工健康与避免被贴上标籤,有不同的声音,但是,经过讨论后,葛永光主任本着共赴国难的救国精神,排除万难,于第一时间即答应,成为臺北市防疫作业的第一道防线,这就是救国团。
三、最后谈谈未来
最后来谈谈苦涩的未来,任何一个合法经营的社团,面临政府以非法的手段进行打压与刨根,本能性的基于维护自身的权益、光荣的歷史以及1700名员工5000名教师的工作权与生存权,希望透过民主程序的协商谈判共谋解决之道。然而,当政府现出了「无论如何就是要拿到手」的底牌,而无任何挽回的空间时,除了诉诸第二阶段的法律救济程序之外,只有走上街头,以强大的民意予政府当头棒喝,让主事者当机立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国团预定于10月底举办大游行,号召10万人上街头抗议,除了声援救国团,也要力挺这个国家的公平正义。
救国团是一个「只有朋友,没有敌人」的社团,党产会竟然在记者会上宣称要救国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容或不夸张的说,已经「成佛」的救国团何来「屠刀」?对于一个以「救国」为宗旨的公益社团,被逼到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不留活口的绝杀,这让我想起一部2019年上映,由陶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执导的美国剧情电影《小丑》,主演这部电影的瓦昆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因扮演「小丑」夺得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电影的主题是弱势的小丑在备受家族、职场与社会的欺凌后,发起绝地大反攻的復仇,是一部「时代悲剧造就反派角色」的经典反派电影,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官逼民反」。
这部电影透过导演所要铺陈的三部曲,刚好就是三句经典台词:
一、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变得太疯狂?
二、我希望我的死比我的人生更有价值。
三、正是这些人把生活变得更好。
电影结局就是在小丑不幸遭遇的感召下,市民们都以小丑的打扮作为革命的象徵。
如果可以,我将建议十月底的参加抗议游行的民众,全部戴上小丑的口罩,以最卑微的小丑角色,对抗这个国家的政治巨灵。
台北市长柯文哲于今年1月22日参加经国园区开幕致词时,提出台湾的大愿景:「我们有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们存在共同的现在,而我们愿意走向共同的未来。」这样的愿景与胸襟格局,才是台湾继续往前迈进的最大资产。一味清算过往,啃食歷史残留的仇恨,能有甚么愿景?能有甚么未来?今日执政掌权者种种「不正义的转型正义措施」,岂不是重蹈覆辙,又为来日的再转型正义提供最佳的素材?这是多么反讽的歷史轮迴!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工程(学)」迷失于权力与利益的深渊,只有借助「社会工程(学)」来补正,然而,不论「政治工程学」与「社会工程学」最根本的基础与最宏大的愿景,尽在「救国团」的救国理念、精神与行动当中。